管治機制演化與城市治理之可能

Foucault, Michel.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78

5 April 1978

關鍵字：經濟、管治（police）、人口、城市治理

　　於此講傅科展示了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與國家理性（raison d’État）伴隨十八世紀商業蓬勃發展之演變關係；當國家理性漸蛻為經濟理性，經濟成為連結軍事外交與管治兩機制間之必要平衡模式。
　　人口的價值並非單純總量之群聚概念，而是一連串因素考量所自然的聚合；在國與國之間的敵對攻防轉換為商業競爭後，國力成為貨幣的量化，國家對內的管治功能，化約為透過法律與自由的生活改善，以及對於人口與經濟詳實的規劃管理；城市化（urbanization）視為有效管治必然的手段與結果。

1. 傅柯視城市化為有效管治必然的手段與結果；然而一個國家全面的城市化，因資源的有限性與分配狀態有其難度與不可及性。在城市化程度不一的狀況下，管治如何發揮作用？
   
2. 治理與人口之連結關係密不可分；人口依各方資源、條件而聚合與調節，治理依人口、經濟而管理、作用。一地原有的狀態決定人口分布，人口看似先於治理之概念，卻也受治理的效果而調整。治理可否為一地發展創造效果？或僅能順性調理？
   
3. 城市是否可取代國家化為政治行動之主體？
   
4. 城市治理當今發為顯學，然而城市治理如何擺脫地方治理的眼光，有效對人口為妥善治理？

治理與城市治理

傅柯採系譜學的方式，從宏觀和微觀層面探討國家、社會之間的權力運作關係，進一步點出新的治理藝術的出現。許多不同性質、多元複雜的元素交織成一安全的系統，達到使人民生活向善、國家發展之目的。

提問:

1.傅科指出的公共管理，不同於司法權之運作，具有其特殊性。即為現代國家中之行政權。這種權力與傳統王權的不同之處何在?

2.國家城市化、領土的城市化，是指國家內政治理的層面，還是可進一步適用於對外之國際社會?城市治理取代國家治理如何可能?

關鍵字:

治理、國家城市化

管治權力與生命政治

• Foucault, Michel.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4 April 1978. （第十三講） 

「police」所造就的控制世界，也是規訓的世界。從十六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地方和區域性的規訓活動大量繁衍至工作坊、學校和軍隊，這正是試圖進行一般性的規訓化（disciplinarization）的企圖的背景，根據都會模式將眾人與領土以「police」形態進行一般性的控制，使城鎮變成假修道院，將領土變成假城鎮，都是「police」背後的一種規訓化的夢想。商業、城鎮、控制與規訓是「police」實踐最具特色的要素。
原有的「police」被拆解為經濟活動、人口管理、法律與尊重自由、警察、外交—軍事工具（社會、經濟、人口、安全與自由）等成分，成為取代「police」的新治理理性。

傅科認為，國家理性、市鎮、警察與貨物生產之優先性等形成一項循環，不僅是國家得以正當干預人民生活，更得以根據「讓人民活得更好」或人民福祉為名，全面且深入地界定生活品質的指標，由此推演出政策項目與優先次序，「增進國力」乃成為政府與人民共守共信共創的最優先價值，日常生活的各項指標即等於國家治理或政治治理所不可少的項目，由治理認識現代國家之目的與本質，從各項以國家之名而行的治理活動認識治理性的意涵與作用，便成為政治學的基本任務。當國家治理以國民之身體、生命、日常生活為施行場域、目標、致知對象時，從每個人的生養教育與病老死便可方便地推知國家治理的策略與效果，即使無法逃脫於外，「生命政治」不再是玄妙或晦澀的名詞，而是每個國民以身體、生命與生活所展現的常態真實！

1. 如果將台灣當成一個都會而非主權國家，關於台灣都會的治理會比當前遭邊緣化而無所適從的位置來得有機會存續？ 
2. 若將原初的「police」概念用於台灣都會治理，重新理解現有台灣的政府機構，能否為台灣因應未來生存壓力提供較具適應力的視角，例如，從管治的角度去推估適合台灣的合宜人口結構和產業策略？

關鍵詞：管治（police）、都會治理、生命政治

由於重感冒發燒，作業稍嫌零落，提問未見清晰，週一上午無法出席。待恢復健康，定進行徹底調整。若造成老師與學弟妹不便，請多包涵！